從宗教倫理到法權社會

自尼采宣佈「上帝已死」，再繼而提出「超人哲學」後，人基本上已經被定性為「非理性」和「並不善良」。所以，除了(征服的)力量外，世間已無信仰，亦無真正能穩定社會秩序的保證。

有鑑於此，西方自新世代以來，皆積極拓展人文制度及程序上的公平、公正、公義，以保障每一個普通人的權益不被剝奪。小至普通法例安排，中至一個地方的政制、憲法，大至國際性的宣言、公約，務求於生活上的每一細節，把人都納入於一個被妥善規管與保障的狀態下。特別對於擁有權力者而言，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會受到制度上的監察、制衡，由習慣、常規、程序到法律條文，愈先進的國家，對這些列寫得愈清楚，避免濫權、瀆職。

另一方面，現代社會也出現了分權與制衡。政治上，三權分立。行政、司法、立法，互不統懾。行政機關受制於立法組織，行政首長及官員受制於憲法，公務員受制於相關法律，而整個政府則受制於政治制度、選舉法規與輿論。社會上，有不同的政黨、民間組織及利益集團，互相制衡。經濟上，大大小小的環節，都會受到不同層次及程度上的監管。祇要有人感到權益受損，或受到無理對待，理論上，他應該可以找到相關的法律條文與規定，進行「維權」的抗爭。而假若現有的政治、社會、經濟體系，在若干安排上不合理，人民更可以選擇以「憲法精神」抗辯，行使「公民抗命」，甚至進行革命去推翻「不合理」的政府。

也就是這樣，當代世界就由舊式宗教倫理的社會，正式進入了現代法治維權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