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28日星期五

香港中產幼童 升小故事

能為自己的孩子準備一個愉快的童年和給他們安排一間好的小學,似乎是所有香港中產家長的夢想。然而,後者對絕大部分的家長來說,卻同時是一場「夢魘」。

事實上,在筆者所認識的中產朋友中,包括那些自己的小朋友已身處名校的,又或者是已經從頂尖大學畢業的,對香港現時升小的這個「博彩」制度,都是「不知從何說起」。從來沒有人敢說自己是贏家,也沒有聽過人說這是「合情合理」。

個案反思

有人說,香港現時升小的「世襲」計分方法,令到大部分非名校出身的家長,感到「不公平」。這個,我同意。又有人說,現時以居住地方所屬區域去劃分的選校方法,令到資源緊絀的家長,搖頭輕嘆。這個,我也同意。但是否出身自名校的家長,以及居於名校網中的幼童,就一定能成功入讀到心儀的學校呢?以下幾個在香港的升小故事,值得細味,也值得我們反省。

朋友甲,身住九龍塘,出身名校,學生時代是活躍分子,早早加入舊生會,並積極參與學校的所有活動。她按意願替女兒報讀母校,結果「名落孫山」,要靠事後「叩門」,才保得住女兒的學位。

朋友乙,於教育界廣結人緣,也直接認識幾間名校的校長。面試前,甚至私訊對方尋求關照。結果呢?所申請的幾間,都無功而還。

朋友丙,也在教育界工作,討厭成為「怪獸家長」。他崇尚「順其自然」,並以其小朋友的能力、志趣,僅報讀了4間他所認同的小學。但結果卻是事與願違,全線敗北。

朋友丁的故事,更慘烈。他夫婦二人住在港島,均出身名校。那年他兒子報小學時,只久不久聽到他說,心情輕鬆。卻原來,直到最近我才知曉,他當年報的18間私立及直資學校,竟然全軍盡墨。最後是被派往一間他之前「並不認識」的學校。

以上的故事,說明了香港中產普遍對一般的官津學校,其實缺乏基本的信心,而其背後則是對香港整體教育的失去信任。這些年頭,較具知名度的私立、直資小學,每年都收45千份申請表。究竟是香港一般的中產家長喜歡「自尋煩惱」?還是香港的教育體制早已「不勝負荷」?相信大家心裏有數。(原文 載於2018- 9-28 《信報》〈教研陣地〉)


2018年9月10日星期一

中產幼童升小的無間地獄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子女的年幼時期,總應該是充滿喜悅的,然而,於香港的現實裡,有危機感的中產父母,很早就會發現,由其幼齡子女進入幼兒園的那一刻起,除了原該有的育兒樂趣外,份量同樣重的,是伴隨其子女成長,縈繞不斷的各種升學考慮和準備。

低下階層,沒有話說,手停口停,想為子女多作準備,也捉襟見肘,於是祇可樂得一句「聽天由命」。甚麼升小玩法、面試班、興趣班,都一概不管,相信香港政府的安排,就可以了。

上流社會的玩法,又不一樣。他們祇要豪擲一筆「按金」及支付起每月高昂的學費,子女一跳進國際學校,就是另一個天地。

但偏偏知道世界艱難,曾受過教育好處,既相信「教育可創造人生」,又無力把子女送進國際學校的中產,卻會千方百計希望子女能留在香港的教育體制內,繼續保持階層優勢。

幾年前,一聽人說,某些幼稚園從低班起,替其學生報考國際公開試,會勃然大怒。但這幾年間,這些聽得多了,已變得毫無感覺。甚麼每星期上七八種興趣班,幾歲已周遊列國,亦屬事本平常。

卻原來低班下學期,才見真章,會忽然從家長組群中,傳來某某同學已搬進名校校網及領洗,另外某某又已取得某些證書及資格。而面試班,更是匪夷所思。上課教的,可以連普通成人也要思考良久才識答的「生活常識」,下課做的,是正常一、二年級,都不應該懂的數學、推理。為家長提供資訊的講座,可以有七八次。而針對各種私立、直資小學的模擬面試,則可以排滿整個暑假。

學校本身,當然更不能鬆懈。以九龍塘名校K記為例,低班下學期起,每天中英數常功課,是必然的。每週三次,成績計落總分的「記憶遊戲」,也全沒意外。幼童偶有失手,分數低於九十,會收到老師打來的「提示電話」,告訴你「養成每天溫習的習慣」,是多麼的重要。

筆者就聽過K記的一個學生討厭回校的故事。話說,有家長發現其子女不願回校,向學校查詢時,學校的回覆,竟是:「請讓你家中的工人姐姐送他回校,以斷絕他的倚賴!」試問這樣的一個答案,家長能反對嗎?(原文 載於201898   《信報》〈教研陣地〉)



2018年9月4日星期二

兩件小事


唸小學時,由於太平凡,所以沒法,也沒有給師友留下甚麼印象。但小學生涯,卻有兩件事,值得跟大家分享。第一件,是讀一年級時,於小息去洗手間期間,放在櫃桶裡的糖果,不翼而飛,自己嚎哭一場後,換來當時的班主任李老師的安慰,並贈予我另一些糖果。讓我當時的幼小心靈,不致留下創傷之餘,更化成一段溫暖的回憶。

第二件事,發生在小五時。那一年的夏天,有同學開始以小膠袋,注水後,就從課室往下拋,也就是所謂的「掟水彈」。結果情況一發不可收拾,最終換來附近街坊無辜被弄濕,向校方投訴,周主任及羅主任要向街坊道歉之餘,更開始尋找真正「凶手」,弄得全校同學,人心惶惶。在此,我得向大家坦誠致歉,原因是當年的始作桶者,其實就是我。

這些雖然都是小事,且匆匆幾十年亦過去了,然而它們卻造就了我兒時美好回憶的一部分。今年是母校50周年,遙想當年學校的一切,歷歷在目,彷彿是昨天!

(社 珊 學 50慶 刊)


2017年12月13日星期三

性教育貧乏令悲劇持續

香港欄后呂麗瑤早前於生日公開她早年被性侵事件,希望有同樣經歷的人不要啞忍,引來社會不少迴響。雖然呂麗瑤當年被性侵時的年紀已不是兒童,但連特首林鄭月娥也公開呼籲要關注香港兒童現時的情況,事件同時牽引出幾個值得教育工作者思考的問題。

首先,呂麗瑤能勇於面對過去,並期望以其自身揭開瘡疤的痛苦去減低未來受害人數目的願望,實屬可敬。但她於文中留言時,竟說出「在香港的體育界,我未曾聽過有性侵犯或非禮的案例」,卻令人費解。一來,類似事件其實相當多;二來,教導幼齡至未成年的子女、學生保護自己的身體,一向是家長和學校的責任,更何況當年呂麗瑤已是學校的運動員,而運動時與他人身體的接觸,事屬平常。為甚麼那時她的家長及老師,從來沒有人提醒過她呢?(而她文中的一句,「按摩」於運動員來說,屬平常不過,更肯定此點。)

其次,呂麗瑤於文中質疑自己仍每年與加害者慶祝生日,並保持「亦師亦友」關係,是「神經病」。這點也讓筆者再次發現香港人對「性侵」受害者與加害者的「心理認知」嚴重不足。外國研究早發現,「性侵」受害者於事後與加害者一直保持良好關係,甚至繼續「仰慕」加害者的,大不乏人。而此情況,亦間接讓加害者對於「性侵」行為失掉準確判斷,以為「性侵」是假,「半推半就」或「她內心是願意的」是真,令問題惡化。性教育工作者於此,其實有責任讓受害人及一般大眾知道,「性侵」個案成立與否,是按每次不同情況去決定的。就算受害者與加害者是戀人,甚至能證明被害者瘋狂愛慕加害者,「性侵」就是「性侵」。

最後,是關於評論者的心態。這一如多年來的風化案,道德審判角度有之,偷窺風月心態有之,獵奇探案思維有之,但一直以來卻只有極少人能從性教育貧乏的角度去探索,思考一下該怎樣做才能避免如此這般的悲劇持續。特別是那些有女兒的家長,要不就是「義憤填胸」,大罵加害者是畜牲,要不就是「掩耳盜鈴」,連把這宗新聞與孩子討論的勇氣都未有。(原載於2017-12-12 蘋果日報 〈論壇〉)


2017年12月8日星期五

閒暇運用與志趣培育

今個學期接手《工作、閒暇與人生意義》一科,備課時剛巧碰上一位研究課外活動的專家、一位前名校校長,先後就「其他學習經歷」的種種,來教育大學做講座,引發筆者一連串的思考。

研究課外活動的專家在其講座中,一開首即指出,說是其他學習經歷也好,說是學生活動也好,一旦政府插手,把之課程化、形式化,變成升學的部分條件,它們就會喪失生命力,學生會對之失掉興趣之餘,亦會對師生造成壓力。長遠來說,反發揮不出它們原來對學生的教育功能與成長作用。認為當務之急,是要「鬆綁」,以虛代實,讓學生尋回自己的興趣,再度燃點他們對世界的熱情。

然而,另一邊廂,前名校校長卻對住現場的大學生慷慨陳詞,質問他們讀書以外的時間,到底都花在哪裡去了?有沒有充分運用自己的閒暇,部署好自己的將來?

筆者現場祇覺精采,卻也不覺得二者有任何矛盾。說坦白,前者針對近年中小學學生活動的課程化、條件化趨勢,的確一矢中的。而眼看學生面對參與甚麼都是「評估、評估、再評估」的絕望,筆者也時常嘆息,渴望中小學的師生間,能回到過去參與活動時的喜悅,而不是像現時般,連去外地交流都已經是指定動作,師生疲於奔命,身心俱憊,笑容欠奉。

而校長強調的,卻是閒暇活動固有的宗旨。非僅僅為感官刺激或娛樂,而是要透過各種興趣,去讓自己成長,並加以認識世界。這也就是所謂「志趣」。而校長亦補充,倘學生能自發地參與一些有意義的活動,或於參與活動時能為該活動賦予意義,前者像參與扶貧或拯救流浪貓狗活動等,而後者像透過球類比賽領會世界文明規條乃至體育精神等,則學生的視野與生命素質必然提昇。

再反觀現時病態的香港社會,家長從幼稚園起,即讓子女參與不同的活動,三歲起報考不同的認證考試,目的不外乎是藉此增加自己子女入讀心儀名校的機會,實在可憐也可敬。在此盼望教育當局能帶頭打破學生活動形式化的趨勢,把學生活動推回以培育學生心智與眼界為目標的正軌上,勝過硬推甚麼生涯規劃。(原文載於 2017-12-08 信報〈教師陣地〉)

2017年10月20日星期五

大學校園內的「小狗懶擦鞋」!

早前兩間大學的學生會會長,分別被拍下用粗口辱罵同學片段,及在面書戶口內留下粗卑語句,正好反映「粗口文化」已經在大學校園內生根,與一般人心目中大學校園乾乾淨淨的印象,大相逕庭。而事實是,在現時的校園裡,說髒話的,亦不止於學生,較年輕一輩的教授和講師,私下亦然。本文先略說這種現象背後的成因,再從學術角度分析「說粗口」的消閒意義,好讓大眾釋懷,毋庸大驚小怪。

多年前與港大中文系前輩閒聊。教授妙語連珠,說地道粗口,音韻鏗鏘,要說得好,非要對粵語九聲下一番功夫不可。並暗示自己跟同學聚舊,都會偶爾使用。強調祇要用得其所,實在無傷大雅,不必深責。筆者當時資歷淺,說話祇懂拘泥莊重,聽罷祇覺舒了一口氣。也確認了嶺南文化中,「粗口文化」實在佔一席位,乃至於在高級知識份子的日常生活中,亦不能免。那時於校園內之所以聽不到,祇是當時較拘謹的文化氣氛使然。

到了十多年前,網台的清談及時事節目興起,相當部分參與其中的知名及公共知識份子,痛斥時弊,慷慨激昂時,「粗口」通常隨之而來。特別是對現時就讀大學一輩有相當影響力的黃毓民,節目點擊率,更幾乎跟他在節目內的「粗口」量成正比。試問在如此耳濡目染的環境下,時下的大學生說話時又怎會不坦蕩蕩?

其實大家亦不妨從「消閒」的角度看「粗口文化」。學者葉智魁曾列出幾種「消閒」的意義。以下簡單分析之,以結束本文。階層象徵:現時大學生說粗口,或多或少,反映他們的出身,亦暗示他們認為縱然將來畢業,亦不一定有望在階層上攀升。時間及活動:當代大學生學習異常忙碌,餘下「時間」,自然會選擇一種較「隨意」的「活動」,不用再「偽裝」,以舒解心身的疲憊與悶煩。經驗狀態:時下大學生說粗口,不關乎對象,絕大部分亦不具備真正的惡意,反而僅僅是一種具象徵性的「自我解放」狀態。行動:由上述四點,時下大學生說粗口,逐步形成社會性「行動」的一部分。一齊反拘泥僵化、對抗「和理非非」。(原文載於 2017-10-20 信報〈教師陣地〉)


2017年5月8日星期一

從器官捐贈到生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