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當代「性倫理」的新定位

最近中大學生要求在宿舍內「奪回性空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卡恩「涉嫌性侵犯」案和前美國加州州長阿諾史瓦辛格爆出「外遇」等三宗新聞，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涉及「性倫理」的爭議。先說中大部分學生的「性要求」，提出大學應容許宿舍發生性事。這涉及「性」的「桌面化」與「地下化」爭議。贊成者表明「性其實祇是生活的一部分，不必打壓」，而反對者則認為「性屬私人事件，不宜讓它在學府範圍內隨意進行」。而卡恩的「涉嫌性侵犯案」，則涉及心理學所說的「權力」及「支配慾」。倘若真有其事，也可斷言並不是因為純生理的需要或發洩。至於阿諾史瓦辛格的個案，則揭示了人類最古老的「偷情」傳統，男人盡全力去播最多的種。而這宗新聞的最引人注目處，則在「偷食」的對象，原來可以是「近在咫尺」而「無聲無色」。其實在全球人口壓力爆炸、避孕方法有效準繩的今日，以「一夫一妻」為標準，並以「生育下一代」為目標的舊有「性倫理」標準，的確值得檢討。試問以純「生理享受」的「性」跟「吃喝」，又有何本質上的差異呢？「性事平常化」，就沒有了中大的事件。把「性侵犯」類同「普通襲擊」，卡恩事件就不一定是連續幾日的國際頭條。而把「不婚、不育」變成主流，則阿諾的事件，亦不會出現。筆者無意否定現存倫理規條，但卻認為過時的「性倫理」規範，遲早一定敵不過環球政社經變化的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