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所謂偽概念「次主權」 的爭議
多年前筆者的儒學老師，深知筆者當年性格偏執、狂莽，所以曾告誡筆者下筆議事時，要注意以下兩點。首先，學術要出自真心，要有誠意，不能隨一己的「私慾」而行，要「是其是、非其非」，學術歸學術；其次，學術要建基於個體的「理性自覺」與「知識」，而不能倚仗人多勢眾、「權位」與「技術」。前者之害，在於逞作者個人之強，對社會並無實質好處。後者之害，在於製造真理煙幕，徒令社會增添大量垃圾文章，混淆視聽。遺憾的是，筆者所屬家派既沒有進入過任何政府權力核心，亦從來不是世界學術主流，致令現時世界環迴俱是「偽學術」。對人不對事，是其一。學術與個人利益，混而為一，是其二。就以香港最近因「『馬尼拉港人被脅持事件』，特首曾蔭權於事發當日下午，直接致電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要求協助一事」而引發起的一輪的「次主權」筆戰為例，原概念於筆者眼中，本來祇屬學術上的「方便描述」，並無特定政治含意。然而，於某些患有「眼紅症」、「別有用心」及「既得利益」人士眼中，這卻竟成為了攻擊對手的著力點，並企圖接連以「偽學術」的「論證方法」，在不同媒體領域內發動攻擊，把對方置諸死地。
筆者不是政治學領域內的專家，無資格於「次主權」的討論範疇內發言。然而，「馬尼拉港人被脅持事件」卻實為單一及緊急的「人命關天」事件，直接致電與否，祇宜從「人道立場」出發，不宜扯得太遠。其次，從一般常理推斷，香港有《基本法》，中央政府又給予香港人「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承諾，擁有自己的貨幣，可「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體育等領域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條)，與及在諸多世界性組織及場合裡，包括：亞太經合會(APEC)、世界貿易組織(WTO)、衛生組織(WHO)、奧運會及世界杯等，都能夠以「獨立身份」參與，這不是「次主權」又是甚麼？筆者跟沈旭暉教授不相熟，於其從前或今次相關的文章中，亦感覺不到當中有任何政治上的「絃外之音」，既沒有替香港政治領域「增權」的意圖，亦無意破壞中港現時在管治上的平衡，有的也祇是對某些概念的釐清。但奇怪的是，今次狙擊他的，卻竟包括有學術及政治界別裡的有份量人物。
事過境遷，沈旭暉教授早前亦已就此，撰寫了總結性的回應文章。在此，筆者祇寄望相關的討論，正式告終，而所有的攻擊與反攻擊，亦在此停止。事實上，借「假理性」及「偽學術」之名去打壓「學術自由」，較之某些人心目中的所謂「偽概念」更可惡，於社會的破壞力也更大。
(原文標題為〈理性胸襟與學術自由〉，刊於9月17日《星島晚報》「來論」)
標籤： 次主權、沈旭暉
8 則留言:
政事紛繁，名利悠關。張學良曾以「二字聽人呼『不肖』，一生誤我是『聰明』」，形容自己。筆者自問不夠聰明，但祇覺「學術的，歸學術」；要說的，請說清楚。以「車輪戰」的方法去發動攻擊，勝之不武。但更大問題，卻是「不知道說的重心在哪裡？」
高手助戰：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10/09/blog-post_15.html
又再有高手助戰，結尾一段最精彩：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f&Path=2254381392/37af2.cfm
王岸然的劣質回應：
http://wongonyin.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2579395
張炳良也出手：
http://news.mingpao.com/20100922/faa1.htm
洪清田﹕次主權三篇之一
(一) 實踐是「創生」真理的唯一來源
(信報﹐2010年9月9日)
深圳正在慶祝經濟特區三十周年。 深圳一如香港，是中國主體╱本體和外來「次╱新╱外╱雜╱異」質雜交的奇迹。深圳一如香港，在中國史上的作用和功能絕不止於經濟，而是以實踐重新介定「以 我為主」的中國主體╱本體和外來「次╱新╱外╱雜╱異」質雜的互變關係，把現實的新現象轉化為新名詞和概念（包括「次主權」和「主權」一例），客觀上重構 官民關係和再造「中國性」（Chineseness）文化生命。
沒有「次主權」，焉有「（主）主權」？《道德經》說，陰陽正反主次相生相尅，互濟轉化，與時並進，生生不息。有主沒次是唯心，主次互生才是唯物辯證。「次」可上可落，「主」意味只有下降一途，所謂亢龍有悔。
「主」 要延齡重生，必須把單元單核心的絕對完整「以我為主」向「次╱新╱外╱雜╱異」開放，接受檢驗和引「他者」及異質性入內改革自我，重造「我」。愈入核心高 精尖處的再造，可以愈大成效，「我」╱「主」愈能延齡重生。這種「你我主次正反互生、順天應人、與時並進」的理念，《道德經》幾句講完，但這過程卻是天人 交戰，單只這個「分合破立轉化再造」的觀念，在高純精完美的唯心主義思和世界觀中也是大逆不道，匪夷所思。
以我為主
這種唯心主義思維和世界貫通絕多數大中小農、大中小儒和軍政經權貴建制，成為「天人合一的無限封閉體」的天朝「中國性」（Chineseness）。它大一 統「以我為主」、唯上唯權唯「道德╱真理」，單元單核心的絕對完整完美，凌駕一切、主宰一切，一切讓路，一切「次╱新╱外╱雜╱異」被消滅於萌芽時期。
中國歷史三五千年來，唯心唯物長期逾期交戰，但大部分現實現象、思想和實踐被禁錮於名詞和概念、權力和暴政之中。中國歷史上早有民主自由和資本主義及科學的草和苗，但長不成一片森林原野景觀。
宋明清以後中國這天人合一的至純至精無限封閉體，陷入自窒自萎的下降軌，清末是新低點，潰爛腐化，奄奄一息。期間幾次壯大是竭澤而漁，反覆起伏，掏空中國、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化的物理精神氣魂。
中國要到明末清初三大家之後三百多年的五四運動才有又一次徹底、全面根本反思，更且當時軍閥混戰近乎「無政府」的空，引入西方優優劣劣的「次╱新╱外╱雜╱ 異」質，遠勝明末清初。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乘這個世界大勢而起，統一全國全民的思想感情和行動，奪取政權，驚天動地，但馬上得天下不懂（不屑）下馬治天上 下，衝過了頭，要建立人類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天堂，既超英趕美又反蘇修防修。
毛澤東念念不忘「儒法鬥爭」，要把樸素的中國唯物主義和西方的唯物辯證結合起來。他（晚年）唯心主觀空想，反科學反民主自由，要有生之年一勞永逸為中國建立免於中國歷史「興喪」循環的社會，從另一方向陷入中國「以我為主」的唯心主義天朝黑洞。
兩個凡是
三十年的開放改革，首先是開放，打開當年比現在的「主權」更絕對神聖的「兩個凡是」，以及背後的毛澤東思想和無產階級專政社會，讓中國本身的「實踐」檢驗 「真理」，讓香港、台灣、新加坡、日本和美國的「次╱新╱外╱雜╱異」質進來，互相「檢驗」，一起「摸着石頭」改革路線、專政和階級鬥爭等等，再造一個中 國。那時「X個凡是」就像今天一些人眼中的「主權」，如果沒有打開，就不會有今天的中國。這是三十周年開放改革和深圳特區成功的硬道理。
但這客觀效果和意義超鄧小平的理解和想像。他仍延用單元單核心單因素無直線推，衍的單邊主義，搞「不搞運動」的運動，中國、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化可能（要╱正）為此付出代價。
香港百多年在中國、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轉型和發展中的角色、地位和意義，是向外開放的「次╱新╱外╱雜╱異」質引入者和試驗田，無意間從事五四運動初期開始但沒機會實踐的徹底、全面根本反思，並以較低代價取得較高成效。
上海和深圳前海正追上來，香港唯一出路是在政經人文社會及哲學上開放，全面「大膽探索、先行先試」。香港除了天然海港沒有天然資源，只靠人才和自由體制，人 在自由體制中實踐，上上下下沒禁區「大膽探索、先行先試」，創生意識和知識（包括「具香港特色」、有別於世上任何現有的「次主權」）。
香港 百多年實踐唯物主義者的信條和科學精神，相信現實現象是第一義。現實新現象和名詞概念互動互變，但最終是現實現象決定名詞概念，而不是名詞概念決定現實現 象。沒有現成的名詞概念可創造（如（港式）「次主權」），視乎現實現象有或無、須要不須要和好或壞，而不是用一些名詞概念禁錮現實現象、思想和實踐。沒有 這個百多年以來的自由探索大環境，香港要走文化創意業的路必然是勞而無功。
觸及要害
回歸十多年的香港問題，絕 不單是經濟和產業、管治和政制問題，而是政經人文社會及哲學的上中下層的交叉感染，必須客觀、全面綜合理解和治理，實事求是。沈旭暉提出的「次主權」正合 時宜。他在核心高精尖處點出要義，劉迺強兄正言若反，替沈旭暉造勢，合力把一個學術名詞普及化，使香港人開始進入問題。觀乎一石千浪，可見沈文不但（無意 間）觸及香港問題要害，也觸及中國問題和世界問題。
中國崛起後，中國是新中國，世界是新世界，中國和世界都要重新認識和介定人、人權和主權 基本概念和內容，以及中國和世界的新關係。二百年的中國變遷內地反覆折騰，以香港為最好的試點，三十年的開放改革以深圳（和其他三個特區）為最好的試點， 深圳以香港為藍圖。往下一二百年，中國和世界要重新認識和介定人、人權和主權基本概念和內容，以及中國和世界的新關係，內地風險太高，香港自然是最好試 點。這是中國和世界往下一二百年都需要的香港角色和服務。
洪清田﹕次主權三篇之二
(二) 菲律賓給中港的警示
(信報﹐2010年9月2日)
如果如今世上真的沒有「次主權」，那就由香港開始吧。魯迅說，原來沒有路，人多走了便成路。說不定它會由香港到中國到世界流行起來，一如香港百多年的自由港和自由貿易。辛亥革命的民 主、中共的革命及社會主義，以至開放改革，都是從無到有。「無」不是「（繼續）沒」的理由，「無」可能正是「（應該）有」的理由。現在香港沒有「三權分立」，也是「次╱類三權分立」。
由傳統東方式統治和權謀，向現代的政治、管治和自治轉型的百年變局中，中國和亞洲常問的問題是「怎樣才能建立以個人為單位的民主自由法治」，幾百年問的是怎樣才能「由無到有」。但現在，可能要問怎樣才能保持和守護？
菲律賓一早民主化，戰後一度政亞洲領先；香港一早法治化，管治、行政和法治世界馳名。經菲律賓的十一小時各種示範，以及香港、香港人、香港社會十多年來的經歷和各種反應（尤其最近Amina一案），亞洲應問的問題是「已建好的民主自由法治，怎樣才能維持和守護？」。
亞洲孤兒
菲律賓是西班牙殖民者（Philip）把幾千個島合成的國度（Philippines）。原本或一島多國╱土邦╱部落，或多島一國╱土邦╱部落，自成世界，各有各的統治、政治、管治和自治方式，以及相配套的文化價值及集體身份。
在美國殖民者「訓導民主（Tutelage Democracy）」之下，菲律賓民主自由「體制先行」，有亞洲最完備的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等更高的機構，憲法國體、三權分立和政黨輪替齊備，有亞洲比例 最多的大學（亞洲最久遠的大學是馬尼拉ＵＳＴ），有類似印度的英語能力，和世界溝通和接軌，有眾多活躍的NGOs和公民社會，正反好壞得失泛起。
菲律賓曾蒙殖民之苦，也蒙殖民及民主之利，二戰後經濟亞洲第一、二位。在大自然的風災兩災和火山的定期肆虐中，加上本土和外來豪強橫行，菲律賓人上上下下、 方方面面不能不樂天知命、散漫╱浪漫自由激越飄忽狂躁。菲律賓有自由多元互動分分合合，時而得到不同世界最好的，時而得到不同世界最壞的，但一直發展不出 自由多元互動的秩序和體制。
過去三四十年，台灣、南韓和馬來西亞，由傳統專制封閉威權走向現代開放民主自由，中國要「超越」全世界，由傳統 文化和社會主義專制封閉威權黑洞走出來，經濟和政治大致向上，在新秩序和體制中個人和集體各得其所，被稱「亞洲崛起」，菲律賓卻相反方向走，個人和集體互 相抓狂，一起不沉，被稱「亞洲孤兒」。
一沉不起
七十年代初，在菲律賓民主自由體制上升或下沉的歷史轉捩點上， 民主選出的馬可斯斷了民主自由體制的命脈，宣布戒嚴軍管，停止憲法和民主自由，禁媒介，補殺政敵，幾度連任。他借口菲共作亂，又要帶領全國學當時南韓、台 灣和印尼的「以專制極權驅動經濟發展」的模式，利用菲律賓的豐厚家底大舉內外借債，借題各種發展項目（如新興的垃圾循環和養殖業），和本土和國際公私金融 機構合謀竊國，內外上中下層層中飽私囊，可能不足一半真正投放於發展項目，夫妻檔「家天下」還妄想傳位妻子或子女。
馬可斯一家一伙給全國滙 流的人民力量（衝擊波遍及東歐和中國）推翻後，二十多年來菲律賓一沉不起，後遺症不但沒消褪，反而惡化；上下主次民主有民主的爛、新舊真假權貴有權貴的 爛，整個國家的憲政、政體、政黨、社會、經濟、民生上上下下層層「爛透透」，國不成國，公私機構假公營私，上下互相魚肉。挾持人質悲劇是長期累積的系統化 必然因素意外轉化和滙合系統化偶然因素，剎那慢鏡頭「獻世」，是全在意料之外又全在意料之內的「正常」。
廣闊眼光
亞洲現代化是一個由傳統東方的統治和權謀，向現代的政治、管治和自治轉型的艱難歷程。內部和內外之間的方方面面得失生死必然又難料。
拒變拒不了，變有變的生死風險。變或不變多數是三心兩意，一半一半半天吊，更多是給推下懸崖，死裏求生（可能只有新加坡自覺倡議擁抱改變）。
香港百多年相對順利，起伏反覆折騰的代價少，成效大，有得來不易的政經社會管治和行政文化大環境和運作系統，成為東南亞華商的避難所。菲律賓建好的民主被毀 失靈，香港建好的自由法治也可能被毀失靈。香港各方（尤其商界）應珍惜。菲律賓給香港啟示是，當權掌政的既得利益者「精英和建制」應有廣闊長遠的眼光和識 見，在社會的總體運作系統上升或下沉的歷史轉捩點上，克盡己責。香港的管治政治和自治正面臨這關鍵時刻。
幾百年來，印度、中國和日本，香港和新加坡、台灣和馬來西亞，一如今天的菲律賓、北韓、印尼、緬甸、巴基斯坦，都面對同一個重建「政治、管治和自治」及「體制和秩序、身份和世界觀」的考驗。
今天中國還未上正軌，三十年的開放改革成功是舊體制單因數改革單邊無限擴張，舊體制的問題也單邊無限擴張，不少和菲律賓如出一轍，形式和內容神似。亞洲這個 「世界潮流」對中國的歷史考驗還在後面。菲律賓給中國啟示是，虛心誠意認真面對問題，及早承認和認識問題，正正反反內內外外觀照（尤其香港）。中國的管治政治和自治正面臨這關鍵時刻。
洪清田﹕次主權三篇之三
(三)特首須備「五治功」與「施政圈」
(信報﹐2010年9月23日)
距選特首還有兩年，談談任特首的條件。據說有人因不耐煩曾蔭權的「做好呢份工」而開始懷念董建華的胸有成竹、鴻圖大計。
董建華的「（非常）商人治港」，有最典型的商人價值和理念，也有商人絕無僅有的天下觀、社會觀、政治觀、世界觀和人生觀。他把「經營」「量寬」放大，等同不同「質」的「統治」。
曾蔭權的「（典型） AO 治港」，把「行政」等同「政治」和「管治」。兩人各有長短和不足，可以被動守住「法治」和「自治」，但沒主動沾到一國兩制的「自治」的邊（曾蔭權給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電話可能是﹝最戲劇化﹞第一次）。
人人交戰增加
若論香港特首的條件（ 韋伯的ideal type） ， 必須貫通「統治」、「政治」、「法治」、「管治」和「自治」這「五治」。這「五治功」由「自治」統合和帶動其餘四治，才有望在新環境下重拾九七前的「行政 主導」。這「五治」跨越政治經濟學及人文社會學，上下對流而成「施政圈」。它順暢運作才有效管治。
統治、政治、法治、管治和自治此「五治」的共通點是（i）公權力的收放和行使、（ii）秩序的維持和轉變、（iii）個人和集體的損益和認同，但它們之間的中西古今差距卻以千百年計。
「統治」是一極小撮的人主要以血緣和地緣關係為紐帶形成權力核心（世襲皇族貴族），很大程度上上承於天╱神（沒有由下而上的參與），權力和道德及意識一體不 分，不脫（原始）宗教思緒情懷；以文攻武略收放和行使公權力，維持和轉變秩序，主宰個人和集體的損益，權力終身、不可分或挑戰；矛盾來自「人神交戰」為 主、「人人交戰」為次；社會等級分野嚴密、決策極集中，以「自保」為先，只向上天╱神交代（現代政治學稱為「專制極權、剝奪壓迫」），但仍達致（跨階層） 的總體身份認同。
「政治」是人類資源、權力、利益和知識由極少數人一層層向更多的人擴散後，公權力和秩序的重新聚散組合，權力不終身、可分 或挑戰、轉移；正當性來自社會發展的取向和路向的公信力；權力（部分）來自平民大眾，授權知識精英（有任期）行使公權力，人（明知）以人的局限代行神╱上 帝的職責，少了世襲的核心和神本元素，局部「人本」，體現在體制和程序上，多了由下而上參與公權力的收放和行使、秩序的維持和轉變、個人和集體的損益和認 同；矛盾少了來自「人神交戰」、多了來自「人人交戰」。
管治法治不全
「法治」是人類資源、權力、利益和知識向 更多的人擴散後，抗衡公權力和秩序的重新聚散組合中必然出現的混亂和失秩的穩定力量和體制設置；權力間接來自（ 「政治」）平民大眾和知識精英，終身任期，人（明知）以人的局限代行神╱上帝的職責，由上而下和神本元素接壤；決策的矛盾主要來自「人神交戰」，排除「人 人交戰」的干優。
「管治」是進一步「人本」，權力是服務性，按功能及時空設限，不終身、可分或挑戰、轉移；正當性來自穩定有效的體制及程 序、公正及公平，以及眼前實績（經濟、治安、廉政及危機處理），多於社會發展的取向和路向；政府建制收放和行使公權力、維持和轉變秩序時，少涉人文質素、 個人和集體的損益和認同；以分權（separation of power）及阻梗及平衡（check and balance）的體制和程序調協公權力的行使和運作，計算成本和效益。
「自治」是個人實體化基礎上的新集體， 「全民」分層面自主自決參與公權力的收放和行使、秩序的維持和轉變、個人和集體的損益和認同，政府、建制和公民社會分際，一起面對「統治」、「法治」、 「政治」和「管治」的層層問題，貫通「人神交戰」和「人人交戰」的循序，決定發展方向和界定人文質素。現代社會是由一個「自治」統合和帶動「法治」和「管 治」，以求完成一些「政治」和「統治」的常規功能。
香港特首面對的，是這麼一個由「自治」統合和帶動「法治」和「管治」、「政治」和、「統治」的「施政圈」。
五治獨缺自治
香 港開自由港埠百多年，結構和運作、現象和意義及於中西古今千百年。九七問題三十多年前初現，以及這幾十年的中英談判和聯合聲明、基本法草擬和前後期過渡， 中國都對現代社會的基礎本質認識不足，甚或反向理解，自覺或不自覺要把香人拖回頭，但89 年前還有人（例如廖承志）致力由「自治」統合和帶動「法治」和「管治」，以求完成「政治」和「統治」的歷史任務，但八九之後的最高指示「以我為主」，傾國 之力壓抑香港的「自治」，層層設防加固，「五治」缺一。董建華和曾蔭權或主動或被動領旨行事，和中央傾力才勉強保住「統治」和「政治」，但「管治」和「法 治」不同程度受影響，談不上「有效管治」。
十多年來， 「五治」不全，最缺「自治」，由中央到香港以其他「四治」補「自治」一缺也補不了。危機和平常時，特區政府和港人不能共度時艱，總給形勢牽着走，不能「有效管治」。香港內部政經民生和官民行政關係及社會運作，以至長期發展和大型計劃都陷於內耗。
更大的問題是，壓抑「自治」、沒有「有效管治」配合的「法治」、「統治」和「政治」會是怎樣的「法治」、「統治」和「政治」，香港將會是怎樣的社會，在在都在拷問中國到底三十多年前構思和承諾的「一國兩制」是什麼。
就 香港而言， 「一國兩制」一度的構思和承諾是由英人的「統治」轉向中國人的「自治」。從歷史定位定性、香港與內地關係而言， 「一國兩制」可以是中國人由「統治」轉向「自治」的一個支點。香港作為全面現代社會的「試驗田」，港人作為時代的「尖兵」，政治社會文化思潮「大膽先試先 行」，內內外外試對試錯， 「嘗百草」，結合中國內地的現實現象，不斷對流檢討和總結其中的人、事和體制，使中港成為現代化、走向世界的「同道中人」。
教院沈旭暉的「次主權」論，準確開拓了「自治」偌大的理念（新）空間，回歸被淡忘的「一國兩制」原生態意念，相信將注入新生命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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